李康平
人老了，工作和擔子放下了，所有的人情世故也都逐漸淡漠了，心靈一下子澄清寧靜多啦!便開始憶往昔、懷故舊、念好友。在德高望重的劇作家、書法家喬全和等人攛掇下，組建的安康鐵路文協老友群里，一位位分別多年相距遙遠的文友，竟然又神奇地聚首在微信群里，宛如同席聚餐閑聊，信馬由韁地談天說地毫無保留地互相學習交流文學創作體會，現代科技好不自在快活!在眾文友中我竟然最思念交往最多的是，當年曾對我有意見的文友——著名作家杜光輝先生。
我認識杜光輝的時候，他中專畢業分配到襄渝鐵路毛壩關火車站電務工區的一名通信工。具體工作是上山維修通信線路，檢查電線桿的根基腐朽沒有，腐朽了就會倒塌;電線的松弛超標沒有，超標了就會混線，混線就會短路;橫擔固定得牢固不牢固，不牢固就會掉下;瓷瓶臟了沒有，臟了就會漏電，音量就會衰減。一周六天的上班時間，每天都要背著幾十斤腳扣、安全帶、橫擔、瓷瓶、工具，攀山，爬電桿。這些工作對于當初患神經性耳鳴耳聾的杜光輝來說，雖然還是能夠勝任。但恰恰因為他耳聾聽力下降，基本喪失了與人交談的能力，常常受到工友們的戲謔或者嘲笑。他忍受著屈辱灰溜溜地回到宿舍，胸腔里聚滿憤怒、自卑和無奈，甚至還有過短暫的絕望。
還因為光輝耳聾，跟他交談費勁，工區便少有人跟他來往。這樣也好，他心里清靜了，業余時間便與書籍為伍，以寫作為樂。他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辛苦與勤奮，終于苦心人天不負，有志者事竟成!光輝賢弟的第一個中篇小說《車幫》發表出來就一鳴驚人，被《新華文摘》等多家報刊轉載，西安一家電影廠列入拍攝計劃，陜西省作協推薦杜光輝參加了第四屆全國青年作家代表大會。
杜光輝一時對我略有意見，還是源自他被提干調入分局政治部宣傳部任文化部職員后。他還是因耳聾而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癡迷文學創作中，給他任務起草文件、調研報告、領導講話等公文寫作任務，他或許寫作的思路轉換不過來，總是推卸塞責不能順利出色完成。作為分管領導，我當然批評多于表揚，黑臉多于笑容。可當我調離宣傳部后，杜光輝挺高興地跟人說，康平調走了好，調走了就沒人管我了。
然而此言差矣。后任領導對他要求可能更苛刻嚴厲，他無法繼續在分局一心一意搞創作，于是一氣之下竟然辭去“鐵飯碗”的工作，夫婦二人跑到一無親二無友的海南省從頭打拼。那段時間的艱難困苦，更甚于當年在毛壩關，他甚至幾乎倒斃街頭、客死他鄉。
不經一番寒徹骨，哪來梅花撲鼻?光輝夫婦相互攜扶，困境中相濡以沫，終于挺過了那段艱難歲月，迎來了文學創作事業的新輝煌新征程。被中國著名評論家雷達譽為“中國文壇的勞動模范”，海南新聞媒體贊其為“海南文壇的拼命三郎”的杜光輝，當之無愧是著名作家、國家一級作家、大學教授，曾任海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迄今已有6部長篇小說出版——“高原三部曲”(《大車幫》《可可西里狼》《大高原》)及《涌動的糨糊》《闖海南》《適天石》;小說集《嬗變》《哦，我的可可西里》《金蝕可可西里》等，他在《當代》《人民文學》《北京文學》等發表中篇小說82部、短篇小說37部、散文隨筆等比比皆是觸動心扉的千萬余字。曾獲“遼寧省期刊優秀作品獎”“全國鐵路文學獎”“海南文學雙年獎”“南海文藝獎”等29次文學創作獎。
那年杜光輝作為中國作家協會評審新會員入會的評委來京約我相見，我感慨當年在文學創作方面與他同時在安康鐵路分局起步，而今他成績斐然，名聞遐邇，在文學創作方面早將我遠遠地甩在身后十萬八千里。光輝卻笑道，咱倆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得不是一條道嘛!
這話倒是當真!如果當年我把杜光輝嚴格地限制在公文寫作這條道路上，也許真是毀了一個大作家的前程。因為公文寫作與文學創作既有異同，然而仍是兩股道上的車股，或許能殊途同歸，但更多的人則是兩種思維思路不相融合，正如兩股車道是并行的兩個思維空間。
當年工作上的芥蒂早已煙消云散，而今只剩下文友相親情誼深厚。問杜光輝還有何打算?他說，接下來還將書寫自己熱愛的“可可西里”，書寫熱愛的“第二故鄉”海南。“我們不可能成為文學高峰，能成為構成高原的一方石一掬土，就心足矣。”他依然謙虛而低調地對我推心置腹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