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
在中國人心里，有了路，生活就有了盼頭。談起路的變遷，我想，每個人的記憶里都會有著各種各樣關于路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無不潛藏著內心深處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
從過去的山路、土路到現在水泥路、柏油路在川道丘陵、山區溝壑間蜿蜒。毫無疑問，路方便了人們的出行，同時也見證了時代的發展和生活的脈動。
聽父輩常說，我們還不能算是安康本地的土著居民，早年，祖先為躲避戰亂從湖北孝感輾轉千余里逃難到了安康一個偏僻的山溝里落腳，繁衍生息數代至今。那時的族人走出大山到最近的集鎮討生活，就得往返步行幾十里山路，早出晚歸的祖輩們就是如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煎熬著。
父親平日言語少，也只有教育我的時候，才會打開他上學那段艱苦歲月的話匣子。父親回憶說：“因為村子沒有小學，我們那時候上學都是要步行六、七里路到楓樹埡梁上的小學念書。早上四點多，你奶奶已經在灶房忙著給我弄吃的。”那時家里雖然窮了些，糧食勉強夠吃。奶奶用苞谷面和小麥面摻在一起蒸的饃饃，父親揣上一個就走。出門還是黑燈瞎火，攆著灣里幾個同學一路打著火把去學校。
天晴路還好走些，一下雨，父親就把奶奶給父親一針一線納的布鞋用塑料袋裹上裝進書包里，赤腳在稀泥漿里趟行，偶有尖尖的小石子踩上，腳底就是個血口子，父親咬著牙步履蹣跚的前行。爺爺看了不落忍，家里拮據買不起雨鞋，只有上山割了些龍須草，給父親編了雙草鞋。自那以后，父親下雨天才沒有光著腳趕路，草鞋也穿壞了不少。
就這樣，父親在這條六、七里路的山梁風里來、雨里去的求學了五年。后來，成績優異的父親考上迎風鄉中學，可來回數十里的山路讓父親犯了難。為了上學，父親只好起得更早，只是放學回到家已是晚上七、八點鐘。再后來，父親考上安康農校，從村子到學校的路變得更長了。好在學校可以寄宿，這才讓父親免于起早貪黑的踏上“求學路”。畢業后，父親幸運地被分配在市直部門工作，靠著心里的那份堅持與執著硬是走出了大山，趟出了自己的路。
如今，寬敞的水泥路從城區一直修到了老家縣河門口，原來上山、下山、蹚河步行要走三個多小時的“九曲十八彎”，現在開車半個小時就到了。每到節假日，我們幾家人都要約在一起回老家看看大伯。回家的路上，父親總是眺望車窗外喃喃自語，“黨的政策就是好哇……”
聽著父親的絮叨，母親也忍不住回憶起舊時的事。母親高中畢業后就在村公社當了售貨員，因工作能力突出，二十歲出頭就擔任了村婦聯主任和團支部書記。一九七八年，母親在新益鄉任副主任兼新益鄉團委副書記。那年，剛好父親被安康農校派遣到新益鄉開展林果業實習，就這樣父親母親在工作中結下姻緣，第二年就訂了婚。
結婚后，父親每個周末下午六點從安康城內騎自行車五十余里，回到母親家的時候已是晚上九點多了。母親說，那時的我，每到周末都要坐在老房子后的曬臺坎上，因為那個地方很高，坐在那兒一眼就能看到遠處蜿蜒的公路，只要是遠處傳來丁零零一直響的車鈴聲，那一準兒是父親回來了。我盼星星盼月亮一樣撲到風塵仆仆趕回來的父親身上，迫不及待地就去翻父親那發黃了的帆布包，欣喜若狂地打開一個紙包，取出一個黃澄澄滿是芝麻焦香的炕炕饃，咽了咽口水，輕咬一口在嘴里歡愉的咀嚼著。那時的周末只有一天，短暫的團聚之后，父親又騎上二八自行車開始了返程之路。六歲那年，我隨父親去了城里讀書，周末回家的自行車上從此多了一個我。
之后，由于母親工作能力強，被選上當了村支部書記，同時兼任原溢河鄉黨委委員。為了父親和我少跑路，母親忙完村上的工作，就朝城里趕路，只為了給父親和我改善伙食、漿洗衣物。母親說，那個時候生活雖然苦，但有盼頭。
一九九六年，在村擔任支部書記十三載的母親通過民選當上了溢河鄉副鄉長，和父親一樣成了公職人員。母親說：“奮斗了大半輩子，總算是熬出來了，也離家更近了。”
轉眼間，我們已長大成人，父母日漸年邁。每逢周末，開車載上母親，從城南到臨空新區（原聯合村）數十分鐘的快速干道縮短了回母親老家的路程。老房子門前的小院子，母親和舅舅舅媽拉著家長里短，時不時地會有飛機的轟鳴聲傳來，原來的村子半數被新機場征用。四處轉一轉，當年左鄰右舍的青年男女都已白了頭發。
有時候，總能在父母身上看到與自己相似的影子，因為很多想法是一樣的，恰如人生的路，每前進一步都很累，但只要有了信念，找到正確的方向，并且堅定不移地走下去，終會迎來黎明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