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永堂 口述 謝可芝 記錄
1961年，漢陰縣委根據中央會議精神，在全縣糾正“大躍進”和“反右傾”中的錯誤，貫徹中央提出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農村新政策，農民的積極性提高了，人們總算吃上飯了。
那年九月，我已八歲多，臉慢慢地紅潤起來了，走起路來也蹦蹦跳跳了，我上學了。
初秋的山鄉，山清水秀，云淡風輕。一天清早，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迎著初升的太陽，一路歡聲笑語地到生產大隊辦的初小報名上學。
初小位于一個叫碾子灣的山梁上，由一個古廟改建而成的，周圍是蓊蓊郁郁的蒼松翠柏，山梁下面是一條潺潺的小河繞山而過，四面青山環抱。
當我來到學校時，見到一位三十來歲的女老師，身穿深藍色的“列寧裝”，齊平的短發，顯得格外精神。我第一個報名，老師問我叫什么名字，我字正腔圓地用漢陰酒店話回答：王永堂。
“什么堂？”老師問。
“堂屋的堂。”我回答。
這個名字，是我父親給起的。父親對我講，要像堂屋那樣，方方正正、亮亮堂堂做人，認認真真做事。
“你這個名字起的好啊！也是堂堂正正的堂。”老師高興地說。
“你家里什么成分？”老師問。
“下中農。”我如實回答。
接著老師讓我把一雙小手伸出來，讓我數數，我掰著手指頭，數了十個數：一、二、三、四、五……報名手續辦完，我記得交了一塊多錢的書費，就這樣，我上學了。
我所上的初小，是一個“復試班”，何謂復試班？就是一個老師在一個教室里同時給三個年級上課。當上第一節課時，老師走上講臺，用熱情洋溢的話語講：熱烈歡迎一年級的新同學！現在給一年級上語文課，請同學們打開課本，翻到彩色畫面圖。第一張是“天安門”讀三遍，第二張是“五星紅旗”，第三張是“毛主席萬歲”，“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講完后，老師讓一年級同學集體朗讀：天安門、五星紅旗、毛主席萬歲！老師又用親切的話語說，同學們，我們要聽毛主席的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我情不自禁地和同學們一塊回答：“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至今，小學一年級語文課本上的三幅彩圖，“天安門”、“五星紅旗”、“毛主席萬歲”還印刻在我的腦海里。“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使我悟出了人生的哲理。
我的啟蒙老師叫陳美榮，她人就像她的名字那樣美麗、榮光。陳老師是安康師范初師畢業的，那時安康師范畢業的學生吹、拉、彈、唱樣樣全，工作敬業。
一年級期末考試，我語文算術考了雙百分。陳老師幽默地對我說:“你考了兩個雞蛋和一根筷子。”當時幼小的我被嚇哭了。后來陳老師又像媽媽哄小孩似的摸摸我的頭說：“不哭了，你考了兩個一百分。你聰明好學，繼續努力！”
轉眼到了二年級，我已滿九歲了，光榮地加入了少先隊，帶上了鮮艷的紅領巾。老師講，紅領巾是五星紅旗的一角，是用革命先烈的鮮血染成的。少先隊是中國少年先鋒隊的簡稱。從此，我就學習更加努力了。當老師把新書發下來，由于我一年級漢語拼音學得好，有生字用拼音讀，從頭到尾都能讀下來，一篇課文讀三遍，就能默寫下來。算術學的是乘法口訣，也能倒背如流。陳老師對我說：“你可以跳級，直接上三年級，不過要報公社文教組批準。”當老師把我跳級的申請報到公社文教組時，文教組負責的同志批復：“小學要把基礎打好，要按程序一級一級地上，不能跳級。”就這樣，我輕輕松松地度過了二年級。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山區農村衛生條件差，又缺醫少藥，大部分兒童得了一種叫“槽氣”的病，稱肚子里長“槽蟲”（蛔蟲）。那時我正上三年級，十歲了，聽母親講，那時的我黃皮寡瘦的，晚上磨牙，經常肚子痛，一痛起來，全身出冷汗，面色蒼白，坐立不安，手捂著肚子喊天喊地，喊娘喊老子的，劇烈的疼痛難以忍受。農村的說法是得了“癢毛釘”，是要人命的。“痛在兒的身上，更痛在娘的心上啊！”母親說。母親心痛極了，只好常常背著我干農活、干家務。同時想盡辦法用農村偏方來治療，讓我父親到山上去剝苦辣樹皮，熬成湯讓我喝，再吃一個雞蛋，這樣打出了蛔蟲，肚子痛稍有好轉。據說苦辣樹皮熬湯，小孩子只能喝兩小碗（竹子鋸成的碗），喝多了是會中毒的。從現在醫學診斷，那年代肚子痛的癥狀是典型的“膽道蛔蟲”，用西藥“驅蛔靈”、“腸蟲清”就能治愈。那個年代，山區農村缺醫少藥，用偏方“苦辣樹皮”治療也是有一定的藥理的。苦辣樹皮含有川楝素，有麻痹作用，使蟲體麻痹隨著糞便排出體外。
長大后，母親還常常對我講：“兒啊！你小時候病病痛痛十多歲了，還要我背上背下，把我‘給砸禍連啊’（方言，意思是心操碎了）。”
就這樣，“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我斷斷續續地上完了三年級，期末考試取得了良好的成績，順利地升入了高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