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譚波才
孟浩然，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園派詩人，與王維并稱“王孟”。其代表作之一《登安陽城樓》：“縣城南面漢江流，江嶂開成南雍州。才子乘春來騁望，群公暇日坐銷憂。樓臺晚映青山郭，羅綺晴嬌綠水洲。向夕波搖明月動，更疑神女弄珠游”，因藝術成就之高，歷受金圣嘆、王世貞、王夫之等大家贊賞和推崇但所描述地方一直迷霧重重。
一、“安陽”應為“安養”
從《登安陽城樓》標題，可顯而易見知道此詩所作對象為安陽。恰兩漢時期漢中郡（今安康、漢中、十堰一帶）設安陽縣，且在漢江邊，加之唐代此地蠶桑較為發達，如不仔細甄別，很容易將《登安陽城樓》中的“安陽”與兩漢時期漢中郡的“安陽”對應起來。但綜合其它地名與歷史記載，可考證《登安陽城樓》中的“安陽”并非今安康之兩漢“安陽”，而應今襄陽之唐代“安養”。理由有三：其一，“安陽”因數次“遷移”，歷史上以“安陽”命名的郡、邑甚多，有城固、石泉、漢陰、鄖縣等地，并非專指一地。《水經注·沔水》記載：“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會貞按：立郡詳后西城縣下），安陽隸焉”（守敬按：漢縣，屬漢中郡，后漢因，漢末廢，魏復置，屬魏興郡，在今城固縣東北。后徙，見下安康縣）。《太平寰宇記·山南西道·金州》記載：“漢陰，漢安陽縣，屬漢中郡，有安陽故城，在今縣西二十四里，即今敖口東十五里，漢江之北故城是也。”其二，《登安陽城樓》所提到的南雍州，為東晉、南朝時期襄陽地區的僑郡。據史料記載，雍州為《禹貢》中所描述的九州之一，新朝王莽時期正式成為行政區劃，轄隴西郡、金城郡、天水郡、安定郡、武威郡、酒泉郡、敦煌郡、西海郡、樂都郡、朔方郡等地方。“永嘉之亂”后，大量北方流民南下。為安置南下流民，維護郡望門第，表達政府恢復失土信心，東晉及南朝政權在流民的聚集之地“皆取舊壤之名，僑置郡縣”（《隋書·貨食志》）。東晉太元年間（376—396）在襄陽僑置雍州；南朝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割荊州北部為境屬雍州，治所在襄陽；西魏恭帝元年（554）廢止。其三，西魏時，曾在襄陽地區置“安養”縣，隋、唐因之，直至天寶元年（742）才更名為臨漢，其音與“安陽”發音極為相似，且“縣城南臨漢水”，與《登安陽城樓》所述地理環境十分吻合。《隋書·地理下》記載：“襄陽郡統縣十一……（領）襄陽、安養、谷城、上洪、率道、漢南、陰城、義清、南漳、常平、鄀。”《舊唐書·地理二》記載：“襄州，隋襄陽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為襄州，因隋舊名。領襄陽、安養、漢南、義清、南漳、常平六縣┅┅鄧城，漢鄧縣，屬南陽郡，古樊城也。宋故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為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置，乃改臨漢為鄧城縣。”《元和郡縣圖志·山南道》記載：“臨漢縣，本漢鄧縣地，即古樊城仲山甫之國也。西魏于此立安養縣，屬鄧城郡。周天和五年，改屬襄州。天寶元年，改為臨漢縣。縣城南臨漢水。”迄今，《登安陽城樓》最早出現于明刻本《孟襄陽集》《孟浩然集》《唐詩品匯》等。也就是說，將“安養”誤作“安陽”，至遲從明代開始。后因歷次刊刻引用和均未加勘正，以至于訛傳訛。
二、《登安陽城樓》借用《登樓賦》《南都賦》
孟浩然，才華卓著，詩名遠播，“年四十，乃游京師。嘗于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新唐書·孟浩然傳》），但仕途不濟，后歸隱山林，以山水田園詩歌抒懷詠志。從內容來看，《登安陽城樓》極有可能為孟浩然多次不第后失意時所作。通過“浩淼的江水、廣闊的江洲、壯美的樓臺、富饒的城郭”，以及“才子的閑情逸致”、“官宦的排憂解愁”和“麗人的華美衣裙”，營造一派安樂、祥和、淳美的市井圖象，盡顯詩人“超然物外”和“物我兩忘”的境界。在創作上，《登安陽城樓》多處巧妙借用別人成功手法，達到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效果。其一，《登安陽城樓》：“縣城南面漢江流，江嶂開成南雍州。才子乘春來騁望，群公暇日坐銷憂”與《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表現手法相似，都是通過登樓觀景，表達江山多姿之勝景，反襯才子、官宦不遇之愁情。《登樓賦》為東漢王粲所著，所描述的為今湖北當陽東南、漳沮二水之間的地區。其二，《登安陽城樓》：“向夕波搖明月動，更疑神女弄珠游”中的“神女弄珠”應取自《南都賦》：“耕父揚光于清泠之淵，游女弄珠于漢皋之曲。”《南都賦》為東漢張衡所作，采取現實描寫、歷史追溯和神話傳說相結合的方式，生動描寫了南都（今河南南陽）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頌揚了當地的地靈人杰和光武帝劉秀的豐功偉業。表現手法上，鋪排而不顯累贅，著實而略帶飄忽，且語言駢散相間，勢如貫珠，藝術成效非常高。目前，普遍認為“神（游）女弄珠”的故事來源于《詩經·周南》，發生地在今南陽、襄陽等漢江中下游廣大地區，包括《南都賦》中的“漢皋之曲”之地（以襄陽萬山為中心的漢江南北兩岸地區）。另外，清同治《襄陽縣志》還記載：“（萬）山下有沉碑潭、解佩渚、王粲井”等古跡，符合《登安陽城樓》中的“才子”、“銷憂”、“神女弄珠”等歷史文化背景，此地也正是南雍州及其附近區域。
三、孟浩然“三入長安”和“由秦入蜀”
有一種說法，孟浩然40歲時到長安謀取功名，因詩句“不才明主棄”，遭唐玄宗斥責，求仕不成，悵然離開長安，在經過金州“安陽”故址時作《登安陽城樓》。根據《孟浩然年譜》等考證，孟浩然為今湖北襄陽人，生于武則天永昌元年（689），卒于玄宗開元二十八年（740），享年52歲，歷經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四個時代，一生主要在荊襄地區一帶度過，雖“三入長安”和“由秦入蜀”，但均未涉足金州。孟浩然第一次入長安，約為開元十一年（723）冬至開元十二年（724）秋，應為“薦召入京”。《唐詩紀事》卷二三記載：“明皇以張說之薦召浩然，令誦所作。”在赴京途中，孟浩然寫下《赴京途中遇雪》：“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滿山川。落雁迷沙渚，饑烏集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煙。”《舊唐書·玄宗紀》亦記載：“（開元十一年）是月（十一月），自京師至山東、淮南大雪，平地三尺馀。”詩史互印，事實確鑿，但孟浩然走的是“秦京道”，即長安至潼關或長安至武關道路，與金州未有交集。孟浩然第二次入長安，約為開元十六年秋（728）至開元十八年（730）冬，為“應進士”。《舊唐書·孟浩然傳》記載：“孟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游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孟浩然也有《題長安主人壁》，王維亦有《送孟六歸襄陽》為證。另據孟浩然《送辛大不及》：“送君不相見，日暮獨愁余。江上空徘徊，天邊迷處所。郡邑經樊鄧，山河入嵩汝。蒲輪去漸遙，石徑徒延佇”，以及《唐代交通圖考》可知，他與同鄉辛之諤進京應試應走的是同一條線路：襄州—鄧州—南陽—汝州—洛陽—陜州—潼關—華州—長安”，與金州相差甚遠。孟浩然第三次入長安，為開元二十年（732）冬至開元二十一年（733）秋，也應為“求仕”，但仍然“不第”，心情郁悶。因此，他在《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寫道：“苦學三十載，閉門江漢陰。用賢遭圣江，羈旅屬秋霖。”特別是此詩“秋霖”與《舊唐書·裴耀卿傳》）記載：“（開元）二十……冬，遷京兆尹。明年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貴”相吻合，進一步說明了孟浩然入京羈旅時間。從《初出關旅亭夜坐懷王大校書》還可知，孟浩然是經潼關過洛陽回襄陽的，應與第二次入長安路線大致相同。此詩中的“關”，即潼關。自此后，孟浩然再沒有北上長安，也沒有相關詩作印證。雖然“襄州，在京師東南一千一百八十二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三里”，“金州，在京師南七百三十七里，至東都一千七百里”（《舊唐書·地理志》），兩者到長安路程相差不多，但為什么孟浩然不走：襄陽—房縣—竹山—平利—金州—漢陰—石泉（子午道）—長安或先順江漢而上到金州，再從子午道入長安，主要原因是山路崎嶇、重岡迭巘，水道兇險、行走艱難。對此，后來北宋陳師道在《忘歸亭記》中寫道：“西城治，漢上游┅山林四塞，行數百千里。水道阻險，轉緣山間，懸流逆折，觸石破舟，回洑平淵，深昧不測，射工、水蛭，中人多死。陸行憑陵，因山梯石，懸棧過險，修林叢竹，悍蛇鷙獸，卒出殺人。”關于孟浩然“由秦入蜀”，應發生在第一次入長安后，即開元十二年（724）秋。路線為西出長安，經廣漢至峨眉，然后順長漢而下，出三峽，過江夏回襄陽，也與金州“無緣”。從當時一些詩文可發現其行跡。如：《途中遇晴》:“已失五陵（長安西）雨，猶逢蜀坂泥。”《送孟大（六）入蜀序》：“至廣漢城西三千里，清江夤緣，兩山如劍，中有微徑，西入岷峨。”《入峽寄弟》：“淚沾明月峽，心斷鹡鸰原。”
如今，越來越多學者認為《登安陽城樓》為《登安養城樓》，《襄陽縣志》《孟浩然大典》等均將“安陽”改作“安養”，歷史真相愈加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