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亮
在我的少年時代，會一門技術的人在鄉間是會受到尊重的。比如司機，比如廚師，比如嗩吶手。這種尊重，大概是對手藝的尊重，對手藝中蘊含的智慧的尊重。如果手藝人手里拿著刀子，那對他不僅會有尊敬之心，也會有怕懼之心了。這種手持利刃的手藝人就是理發師。
對理發師這種敬畏之情伴隨了我成長整個過程，甚至現在也并未消去。在我看來，理發師掌握一門我所不懂的神秘手藝，我既不懂，就只能沉默著將頭顱任他擺弄，把他奉為權威。對手藝的尊重是一種極樸素的感情，手藝人勞作的時候，他就是他的領域的國王，我們只能崇敬而聽命。我記得有一次理發，那已是我成年之后了，理發師把我的頭發弄得生疼——他應該是個新手。但我當時卻不敢這樣認為，不敢指責他，我覺得我這樣一個對理發一無所知的人，不該對理發師的手藝提出質疑，或許拔頭發是一種新的理發技藝呢，于是我就任憑這個手握刀柄的人像對待一只燙過的山雞那樣對待我的大好頭顱。這或許只能說明我是一個懦弱的人，但我更愿意理解為我對手藝有種虔敬。現如今對手藝懷有虔敬的人可是不多了，別說是外行人對手藝保持虔敬，手藝人又有幾個對自己的手藝懷有虔敬呢？
我對理發師更存有種不那么明顯的恐懼。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說小學徒學理發時拿冬瓜來練手，每次剃完冬瓜毛都隨手把刀子插在冬瓜上，結果他第一次給人理發后，也順手把刀插進了理發者的腦袋。這個故事被解釋為人應該養成良好的習慣。可我覺得這故事有更深刻的隱喻，理發師是血腥的暴力實施者，這個在我們頭上動刀子的人，始終是我們的威脅。想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吧，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那不也是理發的故事么？理發不知不覺地轉換為了割頭。洪秀全鬧革命的時候，剃額發留辮子的人被太平軍割頭，留額發剃辮子的人被清軍割頭。人們不知該聽從于太平軍這個理發師還是聽從于清軍這個理發師了，只能讓理發師把腦袋一刀切了。
頭頂之事自然不是小事。作為手持刀子決定我們頭發的人，理發師是一個宣判者。理發師還是我們生活的看管者和監護人。在我的少年時代，學校理發室的理發師只會剪一種頭型，就是那種茶壺蓋式的。如果我們私自去校外的發廊剪了奇怪的發型，那就有被理發師再剪回茶壺蓋的可能。
說以上這些是為我每每坐在理發椅上時的忐忑和緊張找出理由，是為了說明像魯迅筆下的狂人一樣，“我怕得有理。”當然，現在的理發師可以剪出各式各樣的發型，他們已經不叫理發師了，而是叫美發師或發型設計師，這讓我慢慢放松了對頭上刀子的警惕。但我依然不敢讓自己的頭發太放肆。我少年時代有留長發的夢想，希望不用去理發店，這個夢想一直沒有實現過。我每隔一段時間總要去理發店（發廊？美發廳？）。我略感拘束地坐在理發椅上，在師傅們滔滔不絕向我推薦發型的時候，我總是低聲而小心翼翼地說：“短一點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