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新聞網訊（通訊員 劉望 韓萱） 基層治理難，難在心結上。改革開放以來，為了理順基層治理，旬陽縣不斷探索并調整基層治理方式，以叩響“心門”為突破口，建成了以“法治”為基礎，思想上“德治”，基層發展“自治”的新型治理結構，為社會治理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紅軍精神豐碑矗立40年 動員群眾投身經濟建設
一座豐碑，見證了周圍村民由迷信到科學，由心懷感恩到付之于奮斗的轉變，這樣的歷程，也是40年來旬陽縣紅軍鎮群眾精神面貌發生變化的真實寫照。
1934年，紅二十五軍轉戰到旬陽，創建革命根據地，建立地方蘇維埃政權。紅二十五軍在鞏固和發展旬陽蘇區的過程中訪貧問苦，行醫治病，排憂解難。有兩位烈士生前用祖傳醫術為群眾治好了疾病，包括許多疑難雜癥。1935年10月這兩位烈士犧牲，當地老百姓將兩位烈士遺體秘密掩埋，事后修墳、立碑、塑像。紅軍鎮也因此而得名。
1977年，由政府出面，紅軍鎮為烈士修建了紀念碑。“因為烈士們治好了很多群眾的疾病，改革開放初期，許多村民對此報以迷信，認為是烈士的神靈在保佑。”紅軍紀念館館長王登霞說。
2007年，旬陽縣對紀念碑進行了遷建和改造，增加了部分紀念館，引導當地群眾放棄迷信，理性緬懷烈士的功績。“現在，我們引導群眾進行感恩教育，鼓勵群眾將感恩精神投入到生產生活中去，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王登霞說，群眾是有樸素的價值觀念的，問一句“當年紅軍拿命救你家老人，而你們現在拼命敗家?”就能叩響他們心門里潛藏的最樸素的價值觀。
紅軍精神慢慢地已經融入了當地的生活。“以前結婚鬧洞房太低俗，人情往來禮金過重，閑暇時間聚眾打麻將都不鮮見。”王登霞說，現在，定期進山撿垃圾、修整鎮上的道路，閑暇時做手工成了當地群眾的生活方式之一。“可以說，這40年來，大多數群眾對紅軍烈士的感恩沒有變，艱苦奮斗的精神沒有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沒有變。”
不止如此，近年來，旬陽縣還先后通過整修烈士陵園，豐富旬陽縣博物館的陳設，通過多種途徑豐富和提高當地黨政干部和人民群眾的精神層次和對鄉土的熱愛，以黨風帶政風，政風促民風的形式建立了精神上的自覺和文化上的自信，為當地政治建設、經濟促進和文化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道德評議扭轉落后思想 三治合力提升社會管理水平
王孝文沒想到，從信用聯社退休后，自己竟然有了新的工作——村民道德評議委員會主任，更令他沒想到的是，他收到的第一句埋怨竟然來自自己的妹夫：“這評議委員會就是我大舅哥帶了一群人整我呢。”
王孝文的妹夫心眼并不壞，但是“等靠要”的思想比較嚴重，自己明明可以靠雙手脫貧致富，但看到國家的扶貧政策后，就是不想動。“當了貧困戶國家才給錢”這樣的錯誤思想不斷蔓延。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旬陽縣呂河鎮江店社區參照其他地方的經驗，也辦起了“村民道德評議委員會”，并亮榜公布了幾名典型。
“夸別人的好，大家都愿意聽，批評別人不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孝文說，正是因為批評別人比較困難，所以村民道德評議委員會評出來的結果非常公道，得到了絕大多數村民的認可。“村民一輩子都生活在村里，都好面子，把他公開批評了他當然會臉紅會反思自己的問題。”
批評只是介入農村治理的一個前提，根本仍在于對困難群眾的幫扶。“一次一次做工作，農閑時請他來居委會聊天，農忙時路邊遇到都要勸他幾句，慢慢的他就動彈起來了。”在王孝文的苦口婆心下，妹夫開始有所行動，在大家的幫助下蓋起了新房子。新房蓋好后，妹夫則改了口：“多虧了我大舅哥啊。”
現在，江店社區每季度都會進行一次村民評議，評出勤勞致富、光榮脫貧的典型人和事，曝光和批評不思進取、坐等幫扶的懶人，樹立起了鮮明的價值導向，激發出主動脫貧的志氣。旬陽全縣廣泛深入開展道德評議推進移風易俗工作，有效破解了基層社會治理中法律手段夠不著、行政手段難奏效、說服教育顯得軟的尷尬局面。
近三年來，旬陽全縣共開展“說論亮”道德評議2742場次，評議出先進典型2921人次、后進典型2145件次，設立“善行義舉榜”和“曝光臺”316處，幫助轉化后進群眾1597人。除了“德治”外，還以村民自治為基礎，以王院村家風家訓館為典型案例，樹立起了全方位立體化的村民自我管理體系，成為改革開放40年來，新農村建設打開的又一扇新窗口。
“三堂會審” 法治成基層矛盾調解主流方式
如果說德治和村民自治依靠的是鄉村流傳下來的基礎規則，那么“法治”則成為近40年來深入基層行為規則肌理的重要規則，而且不可動搖。旬陽縣白柳司法所所長、白柳鎮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張開國肩負著法律宣傳、人民調解、疑難糾紛化解、刑事幫教、社區矯正等一系列任務，對此他深有體會。
“2000年我開始兼職司法處理員，在那以前是沒有專門的司法人員的。”張開國說，當時的調解也只以解決當前問題為主要任務，常常采用酒桌上口頭調解的形式，不注重書面材料的固定，當事人毀約給后面的工作帶來了很多的困擾，“現在更加專業化和規范化，調解完一例很少出現反彈現象。”
“以前大家都覺得被人告上法庭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而現在不一樣了，現在很多人都覺得，通過法庭更能獲得公平與公正。”張開國說，由政府、檢察、法庭、公安等部門組成的庭前調解，使得社會治理更加有章可循。“剛改革開放那會兒，對于山里閉塞的群眾來說，人情永遠大于法治，而現在更注重將法律作為人情的基礎。”
去年以來，旬陽縣針對鄉村調解組織能力建設不足、作用發揮不力、調解效能不高等制約因素，探索推出“三力聯調”鄉村調解新模式，形成“各級黨委牽總，人民調解主導、行政調解參與、司法調解助力，專業調解支援”的“黨建+行政+司法+道德+專業”的集中統一聯合調解新模式，被群眾親切稱為“三堂會審”。“三堂會審”是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金鑰匙”，極大地推動鄉村調解工作。
旬陽先后建立了縣、鎮、村級人民調解協會和旬陽縣人民調解委員會，建成了1個縣級調解中心，健全了醫患糾紛、交通事故、婚姻家庭、勞動爭議等15個行業性專業性調委會，實現了調解組織全域覆蓋。
旬陽全縣1-9月共調解案件2123件，一批長達10年乃至30多年的死結案、甚至歷經法院一審二審終結仍未息訴罷訪案得以成功化解。截至9月底全縣提請司法確認233件，確認了231件，確認達99%，大大提高了“三力聯調”的公信力。同時，縣法院通過速裁程序審結案件135件，案件平均審限比過去縮短40%，有的典型案例從過去的1個月縮短為半天，既提高了矛盾解決效率，又減輕當事人的訴累，也節約了司法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