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博士生無法按期畢業的人數比例高達65%，有的讀博8年也畢不了業。”近日，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大學校長呂建點出了現行博士教育體系的問題——“開頭松—中間松—畢業嚴”。他建議，中間也嚴起來。
實際上，關于博士培養“中間要嚴起來”的表述，早在30年前就已出現在了原國家教育委員會的文件中。當時用的詞是“遴選分流”。在今年兩會前夕教育部下發的通知里，也同樣出現了這樣一句話——“對不適合繼續攻讀學位的研究生要及早分流，加大分流力度。”
但是，提起分流，大多數老師和學生的反應是——“這是什么？”這項在有些學校實行多年的制度，對很多人來說還是一個陌生的概念。
“博士分流改為碩士，一般沒有改成”
近幾年，有關部門發布了《關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見》《關于加強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質量保證和監督體系建設的意見》等文件，指出要“暢通分流渠道”“加大對不合格學生淘汰力度”。
2017年，教育部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聯合印發《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完善研究生培養分流退出制度。其中指出，要暢通博士研究生向碩士層次的分流渠道，加大分流退出力度。
也是在2017年，教育部公布博士研究生教育綜合改革試點高校及其工作任務, 建立中期考核分流淘汰機制被列為其中一項“大膽探索、先行先試”的目標。
所謂分流，其實就是在研究生的培養過程中，對研究生進行考核、篩選、分流和淘汰。分流一般在博士的中期考核后進行。有學者指出，從實踐來看，分流一般有三種結果：直接退出；向較高一級分流培養（比如碩轉博）；向較低一級分流培養（比如博轉碩）。
呂建表示，南京大學博士培養模式中就明確要求，中間過程嚴格考核，每一次資格考試約有15%的人不能通過。
但實際情況是，在很多學校和科研院所，中期考核常有，而淘汰分流不常有。即使是老師有心，也未必能分流成功。中科院某研究所的一位院士坦言，有時在考核后，個別學生確實被認為不適合讀博士，所里會希望學生改為碩士，但如果學生不愿意，也不會勉強。“基本都沒改成，最后一般也都畢業了，我們還是要顧及學生的心理狀態。”
無故仁慈，拖了學生，也拖了學校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程建平說，在研究生培養階段，學校一般也有一套管理制度，比如規定碩博連讀的學生達不到規定要求，就轉為碩士；在若干年內沒有完成規定學業，就不能畢業，甚至做退學處理。“不過我們一般不說‘淘汰’，說‘不能正常畢業’。”
他認為，分流如果要真刀真槍實行，難度應該不小。“淘汰一個學生其實很‘費勁’，有些人會覺得，與其這么折騰，不如讓學生過了算了。”程建平說，要把分流制推行下去，得有相關管理部門“撐腰”“支持你做”。其實，對于不想學、學不進的人，及早分流，也可以不用再繼續浪費時間，并非壞事。
同濟大學教育研究政策中心主任張端鴻表示，高校很少在實踐中進行分流和淘汰，這還是跟學校嚴進寬出的培養慣性有關。“學生一般不會主動選擇分流，淘汰也會讓培養單位面臨很大的壓力。” 其實，如果學生不能及時完成開題報告，或者無法通過中期考核，就該分流或淘汰。只是在管理流程中，并沒有明確導師、研究生教務秘書、研究生管理者、學生等多方主體有任何一方啟動分流或淘汰的制度設計。這造成的結果是，“一旦研究生入學了，不能畢業是比較困難的”。
張端鴻認為，關鍵是要做好制度設計，每個學期都要有學生主動申請分流的通知和安排，要讓學生充分了解這項制度，認識到分流是一種再選擇，不丟臉。“無故仁慈，拖了學生，也拖了學校。”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大學校長趙躍宇表示，研究生培養有一定的標準，學生沒有達到標準，就不該讓其畢業。在研究生培養的全過程，都可以實行分流或者淘汰。“嚴把質量關，我覺得最關鍵的就是大學的校長要扛起責任，大學的教授要扛起責任。在學術面前，不要讓非學術的因素去干擾它，比如說情感和面子。”
不該無故仁慈，但也需要有人性化設計。
全國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學校長王樹國就坦言，他并不贊成設置所謂的分流或者淘汰比例。“比例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教育要以人為本，即使是要讓博士轉為碩士，也要充分溝通。這個評價一定要客觀科學，不能太武斷。”王樹國強調，大學的目的是培養學生成才，要讓學生感覺到老師的決定對他們有利，最好能心甘情愿地去接受。“我堅決反對一刀切的機制，實行分流不是為了完成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