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認真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對于堅定不移把改革推向前進具有重要意義。中國改革開放經驗很多，擇其要者，主要有以下8個方面。
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推動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基本途徑。這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歷史得出的基本經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想興旺發達，就必須跟上時代，必須站在時代前列，而改革創新是跟上時代、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改革開放是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根本途徑。我國的改革開放就是中國共產黨從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出發，主動自覺進行的體制變革和政策調整，這種變革和調整順應了時代發展潮流，反映了人民群眾的迫切愿望，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充分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從而帶動了經濟發展，促進了社會進步、政治穩定和國家繁榮，因而得到全體人民的真誠擁護，也贏得了全世界廣泛好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
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始終保持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任何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一種精神力量作為支柱，沒有一種良好的精神狀態，都是難以生存的。對于一個正在實施現代化趕超戰略的發展中國家，民族凝聚力尤為重要。中國改革的興起，是以思想解放為先導的，改革的深化也有賴于思想上的進一步解放。其實，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不斷開拓創新的過程。改革每前進一步，就要清除一個思想障礙；每清除一個思想障礙，改革就前進一步。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議確立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并且把創新列在首位。創新首先是理論創新。理論既是行動的先導，又是實踐的指南。改革越是進入深水區，就越是需要解放思想、勇于開拓的精神狀態。
改革的著眼點和落腳點，都要始終放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富民強國上。中國改革的實質和目的，就是為了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進行其他方面的改革，盡快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實踐證明，不改革就沒有出路，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在改革進程中，我們黨始終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位；把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衡量改革成敗和判斷是非得失的標準。中國改革開放40年，所有改革理論的提出和一切改革政策的制定，都是圍繞盡可能快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盡可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一中心展開的。正是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盡可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中心內容的改革實踐，動員起最廣泛的人民群眾直接參與，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煥發出了蓬勃生機，社會生產力獲得巨大進步，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改革的實施要遵循從易到難，由點到面，逐步深化的過程。改革之初，主要是“摸著石頭過河”，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注重實效，大膽探索，不斷創新，邊實踐，邊總結經驗。當時只是確定一個大致的思路，就是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任務，以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具體改革方略是：先從比較容易推進并能較快取得成效的領域入手，即首先從農村改革入手，然后推進到城市改革；先從經濟體制改革開始，然后推進到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并且先通過試點，取得經驗，再逐步推開。即自下而上，由易到難，考慮各方面的承受程度，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積少成多，逐步向前推進。這里有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首先要選好改革的突破口。初戰告捷，就可以鼓舞改革斗志，有利于改革向縱深拓展。中國改革的突破口選在農村，從解決農業問題入手，這個選擇是非常正確的。為什么要把農村作為突破口呢？這是由中國國情決定的：一是由于中國人口眾多，解決吃飯問題的特殊重要性，使農業特別是糧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制約性因素。二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客觀要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之一就是要盡快實現共同富裕，因此，脫貧致富就成為改革的起點。三是農村生產關系簡單，廣大農民要求變革現存生產關系的愿望由來已久，改革的難度和風險比城市校這就決定了中國改革的突破口必須也只能選擇在農村。農村改革的初戰告捷，為城市改革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豐富的經驗。這樣，再因勢利導，把改革引向城市。中國循序漸進、注重實效的改革方略，得到了國際社會有識之士的廣泛贊譽。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在漸進過程中，經過反復考慮，反復比較，并經過多年的思考試驗后才逐步形成的。這種“摸著石頭過河”，邊實踐，邊探索，邊總結，在改革實踐中逐步確立改革目標的做法，有利于改革的穩步推進、逐步深入，同時又防止了出現大的挫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一條基本經驗。
要把改革與開放緊密結合起來，在開放中推進改革。中國改革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改革和開放并舉。中國改革與開放緊密結合，是因為在生產社會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國的發展都離不開世界。歷史一再證明，閉關自守，只能導致落后。因此，必須以改革促進開放，以開放帶動改革。改革與開放，就如同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迅速發展的主要動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戰略抉擇，實現了中國對外經濟關系史上的歷史性轉折，結束了長期的封閉半封閉狀態，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對外開放理論。中國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中國的開放也是全面的，是向全世界的開放。中國要通過改革開放和發展生產力，要實現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就必須盡可能吸取其他國家一切好的東西，為我所用。而開放的實行，特別是對外開放又勢必推動國內的體制改革。因此，改革與開放是相互促進，密不可分的。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把開放列為五大新發展理念之一，強調堅持開放發展必須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兩次到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經濟特區考察，就是要向世界宣示，中國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他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題為《開放共創繁榮，創新引領未來》的主旨演講中，鄭重宣示新時代開啟加強中國同世界交融發展新畫卷的堅定信念和擴大開放的重大舉措。
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的關系。中國改革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特別要注意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在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從事一項前無古人的改革大業，要想速戰速決，是不現實的。必須牢固樹立長期艱苦奮斗的思想，做好打持久戰和攻堅戰的思想準備，循序漸進，穩中求進。穩定是改革和發展的前提條件。穩定包括政治穩定、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三個方面。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經濟穩定是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的基矗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難以順利推進。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方針。這是實現我國發展戰略目標，提高我國綜合國力的重要保證。同時，必須十分清醒地認識到，發展才是目的，是根本。穩定和改革都是為了發展。離開了發展什么也談不上。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綜合國力增強，人民生活幸福，國家富裕繁榮，這一切歸根結底取決于發展。改革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途徑和動力。在當前條件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使改革開放向更深的層面和更廣闊的領域拓展，革除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弊端，進一步完善國內市場競爭環境，進一步調動市場主體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能使生產力獲得解放和發展。中國改革成功的奧秘之一，就在于中國改革的領導核心比較清醒地認識到并準確把握住了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
人民群眾是改革的主體，是推動改革開放的決定性力量。改革開放是億萬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必須依靠群眾，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在黨的領導下有序推進。實踐證明，改革開放中的許多新事物、新創造，都是廣大基層干部群眾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中央把基層干部群眾創造的經驗加以概括提升，形成政策加以推廣，才形成了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浪潮。實踐證明，只有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農村改革是這樣，城市改革也是如此。以往的改革開放靠的是人民群眾，今天的改革開放更要靠人民群眾。人民群眾過去是、今天是、將來依然是改革開放的主體和動力。這是改革開放中的歷史唯物主義。要尊重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其實，尊重群眾就是尊重實踐；尊重群眾的實踐就是尊重歷史。人民群眾是改革開放的主體和動力，應當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在總結改革開放經驗的基礎上，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改革呈現出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挺進的局面，在不少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全社會創新發展活力明顯增強。
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改革開放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是一場偉大的社會試驗，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要把這樣一個巨大的社會系統工程順利完成，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當代中國，這個領導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只有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依靠全體人民的智慧和創造力，有組織、有秩序、分步驟地積極推進，大膽探索，才有可能實現既定目標。這是全中國人民在長期奮斗的實踐中深刻地認識到的一條真理。社會主義改革是一個審慎地、逐漸地變革社會的過程，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社會領導層主動自覺地自上而下進行的社會結構性調整和體制改造，因而必須有組織、有領導、有秩序、分步驟地推進，作為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必須牢牢掌握改革的領導權，把握改革的進程和方向，使改革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要保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關鍵是要有一個成熟穩定的領導核心。在新時代，全黨同志必須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解放思想，開拓進取，萬眾一心，團結奮斗，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
〔作者系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會長、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