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歲的劉秉林大半輩子都在和“壞東西”打交道。
劉秉林來北京已經25年,熟人開玩笑說“老劉是個老北京”。1993年春節剛過,當時23歲的他在安徽六安的鄉下種莊稼,他覺得地里刨不出希望,就帶著媳婦離開了老家來北京討生活。
修了23年自行車,老劉的手指上、指甲縫里總有洗不掉的機油,兩只手的大拇指也外翻變形,成了“為修車專門打造的工具”。
老劉對自己的修車技術很有信心,他最常掛嘴邊的一句話是“能修,等一會就能取”。
修車:也是“粉絲經濟”
老劉的修車鋪在北京西三環附近的一條背街小巷邊上。準確地說,就是五個銹跡斑斑的鐵皮柜子,里面滿滿當當地塞著各種修車用的小零件。
“師傅,剎車不靈了,我先去買菜,待會回來取。”常有客人推來車,撂下幾句話就離開,老劉操起工具就忙活起來。老劉修車鋪的“區位優勢”還在于——緊挨著幾個老社區,還鄰近醫院和超市,顧客在回家、買菜或者看病的路上就順便把車修了。
老劉說,修車不光講究地利,更重要的是人和。
每個修車人都有自己的“勢力范圍”,老劉解釋說,不是因為其他地方沒修車的,而是“有的人喜歡到別家修,有的人喜歡到我這修,就像你有你的粉絲,我也有我的粉絲”。前幾天,還有一個老顧客騎了5里地特意找老劉修車。
要想“不掉粉”甚至“漲粉”,老劉有一套“經營之道”。
老劉的工作時間是早8點到晚6點半。可往往是來的更早、走得更晚。不管多冷,老劉早上8點前必須到,早上第一撥顧客是著急修完車趕著上班的。也常有臨下班踩著點趕來的,“趕著來的都是著急的,他一看你一次不在,兩次不在,下次就不找你了。”老劉對這些人幾乎不怎么拒絕,下班時間拖到很晚是常事。
老劉見到熟人招呼打得勤,附近的居民也常來遛彎、逗留。退休的大爺向他抱怨,社區醫院里止瀉的黃連素已經一個多月沒來貨了；為孩子上學從石景山搬來附近租房的家長向他嘮叨房租漲了好幾次……不管感不感興趣,老劉都能搭上話、聊幾句。這一來二去,修車的老劉成了最懂老百姓喜怒哀樂的人。慢慢地,劉秉林成了街坊們信任的、熟悉的“老劉”“老伙計”。
這修車攤的“粉絲經濟”,是別人評判老劉的依據,更重要的,也是他評判他自己的依據。在顧客那里,他是技術一流的修車匠；在老劉自己這里,這是他的舞臺,依靠著這個修車攤,他供兒子上了大學、幾年前又給兒子在合肥買了新房,他讓這個家庭比以前更好了,就像經過他修理的車那樣。
行業變遷:修車人的終結?
當老劉第一次搞懂手機里的共享單車APP時,他就敏銳地覺察到自己的修車生意將受到影響。
2016年9月初,摩拜單車出現在北京街頭,緊接著,同年11月,一直布局于校園的ofo小黃車也出現在大街小巷里。就像變魔術一樣,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里,共享單車已經扎堆北京街頭了。
如今,老劉的修車攤子也被共享單車包圍了,不出十幾米遠,就有共享單車七倒八歪地堆著。
修車23年,這不是老劉第一次遭遇到挑戰。1995年剛出來單干那會兒,老劉的修車攤上忙得吃飯都得放下好幾次筷子。那一年,我國自行車產量達到4472萬輛的高峰。后來,隨著小汽車的逐漸普及,讓老劉慢慢察覺到生意不如從前了。
而這一次,共享單車造成的影響更加顯而易見。僅2017年上半年,老劉的自行車修理生意就從原來的一天三四十輛驟降一半。2017年5月,上海鳳凰決定為ofo生產500萬輛自行車,將從中獲利4000萬元。有評論指出,這意味著每輛車只掙8塊錢,也意味著傳統自行車廠商已經淪為了共享單車的“代工廠”。
對老劉來說,慶幸的是人們自家的自行車連同修車師傅并沒有被完全遺忘。有不愿意和不會掃碼的老年人,也有需要在自行車后座上裝兒童椅接孩子的家長……他們不是拒絕共享單車,正如來老劉這里修車的趙大爺說的,“共享單車是方便,可要是就在家附近買個菜、來社區醫院瞧個病,共享單車哪有自己的車好騎。”
事實上,雖然修車數量降了一半,可對老劉生計的影響卻沒有“少了一半”那么大。除了修自行車之外,老劉還修電動車。隨著快遞和外賣的興起,電動車占老劉生意的比重越來越大。如今一天能修20來輛電動車,占一天修車總量的一半。但其中利潤最大的卻是那小小的鑰匙,貴的甚至能賣二三十元。
這種多元化經營相當普遍,修車、修鞋、修鑰匙、開門換鎖,這些看似不相干的業務,卻都是街坊們生活所離不開的。
同樣是修車,趙顧良看著愈發蕭條的生意卻沒那么淡定。趙顧良在中央民族大學校園里修車,他除了修自行車,只會配鑰匙。雖然配鑰匙的利潤大,可學生們也不會天天丟鑰匙。但是從共享單車進入校園以來,騎自己自行車的學生明顯少了。如今,趙顧良甚至能得閑在修車鋪里睡上幾小時,在前兩年的冬天這幾乎不可能。
更多變遷:“沒法修,就換一個”
2017年底趙顧良接到學校通知,由于存在火災隱患,他的修車鋪將關停,他也將在學校后勤部門尋得一份新差事。相比每況愈下的修車鋪,這對他來說是個不錯的選擇。而對劉秉林來說,電動車的普及和快遞、外賣興起帶來的電動車修理生意也還沒到讓他歡呼的程度。
早在半年前,修了23年自行車的老劉就想過換工作。他打聽到,修共享單車每天每人需要維修上百輛的自行車,不包吃住,工資有四五千元左右。和現在自己的修車攤相比,活多了,收入卻少了。即便是現在,老劉的這個攤每個月也有7000多元的進賬。所以,半年過去了,他依舊還經營著自己的修車攤。
對還處于中年的老劉來說,中年的苦大概是發現“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能修的”。他的兒子畢業后,在合肥一所私立學校教書,沒有編制,現在收入還不及他的一半。對此他無能為力,卻依然覺得鄉下人要想有出路,還得靠讀書,只有讀過書才有將來,不像他只能干體力活。
東西壞了能修,可變化修不了。那滿大街的共享單車,宣告了一個和以往不同的“自行車王國”的到來——越來越多人不再需要買自行車和修自行車了。
2017年4月開始,北京各個城區陸續整治背街小巷,旨在打造“環境優美、文明有序”的居住環境。老劉也擔心自己的攤子哪天受影響。畢竟是飯碗,擔不起絲毫的風險。“擔心歸擔心,可也不能整天提心吊膽的,那還干不干活了?”老劉想哪天不能干了,就換份工作,就像那些沒法修補的自行車零件一樣,“沒法修,就換一個”。
老劉遠沒到歇歇腳的時候,他打算再干幾年,直到兒子娶上媳婦,而這個歇腳點的說法在幾年前還是“等兒子大學畢業”。晚上6點多的路燈下,老劉的臉看著就像一張褶皺的舊報紙,時間在他身上留下了比同齡人更多的痕跡。
社會經濟發展的車輪滾滾向前,一些職業衰微,一些職業興起。如果有一天真干不下去了,老劉打算去干快遞、送外賣或者那份維修共享單車的活兒。他輕描淡寫地說著自己的“后路”:“社會總要發展嘛,有技術、肯吃苦到哪兒都能掙到錢。”（記者 張典標）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修車人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