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26日舉行的第二屆中國輿論學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傳播研究所所長唐緒軍以2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導，展開論述如何準確把握大勢、科學分析輿情，引發業界人士的思考。
唐緒軍認為，把“新聞宣傳工作”改成“新聞輿論工作”，體現了我們黨對輿論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輿論是一個權重很大的變量，基于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迅速發展與廣泛應用，已經使得輿論成為了影響政府決策和中國政治進程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從“宣傳”到“輿論”，可以看出它是一個主體和客體不斷變化的過程。輿論的主體是普通的民眾，客體也正在從以前的主流媒體報道變為主流媒體報道和民眾觀點意見的結合，輿論流向已從以往的至上而下的單線型傳播變為目前的多向傳播。
“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互聯網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能拿著它放大自己的聲音，一個很小的事件通過互聯網的放大，就有可能成為現實中一個很大的事件。在這個過程中間，哪些民意是真的？哪些是偽民意？都需要我們仔細判斷。我們也不可否認，這里頭有相當多的水軍在制造民意。
輿情跟輿論有怎樣的關系？唐緒軍指出，輿論是多數人的意見，是多數人對某一件事的意見表達。輿情是目前互聯網和新媒體的廣泛使用過程中產生的一個概念，它指的是潛在的、顯性的輿論的情勢。輿情有醞釀期、發展期、爆發期、衰退期，當它在醞釀期的時候，可能并不會形成我們所說的輿論，但是它會慢慢成長。傳統媒體時代只有經過大眾媒體的廣泛傳播，才有可能喚起人們對某一個社會問題的關注，進而形成輿論，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其情勢不太容易把握。但是在網絡時代，公眾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受眾了，同時也是傳播者，具有對信息的選擇權、主動權和發布權，各種非主流的人群、邊緣人群同樣可以在網絡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因因此，也就帶來了關于輿情的監管。
中國目前正處在一個貧困頻現、危機頻發、風險叢生的這么一個社會轉型期，由于我們國家在人口地域、民族、歷史沿革和現實發展條件等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也就具有多樣化的特征，這就使得社會風險呈現出極大的復雜性，然而任何社會風險都是從量變到質量變的過程，都是有先兆和預警的。因此很多社會事件可以通過輿情監測、調查或者大數據挖掘來預測，并且通過制定必要的預防與應對的方案和策略，將風險和損失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唐緒軍指出，大數據的時代給我們研究輿論、把握輿情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礎性的條件。怎樣把非結構化的數據結構化，怎樣在看似不相關的兩組，或者多組數據之間找出他們之間內在的聯系，這就是我們做輿情分析和研究所需要做的事情。善于發掘大數據間的關聯性，可能會更有效地把握輿情。
在此社會思想和輿情生態多元多變之際，輿情研究是回應社會關切、疏導社會情緒、疏導社會情緒、實施輿論引導的一項基礎性的工作，其宗旨在于還原社會真實的意見構成，為社會凝聚共識、為改革會聚合力，為中國夢的實現提供動力。理論和輿論之間有什么關系？今年年初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劉云山指出理論和輿論緊密相關，輿論的背后總是體現一定的思想理論的傾向，輿論跟著理論走，理論靠著輿論推，這也是規律。提高輿論引導能力，重要的是樹立科學的理論思維和正確的思想方法，防止簡單化、片面化，要把理論工作和輿論工作更好地結合起來，把理論上的正本清源與輿論上的有效引導結合起來，提升宣傳思想工作整體水平。我們研究輿論，提供輿情報告，其目的在于引導掌握輿論、引導輿論。理論是輿論引導的基礎，通過分析輿情了解輿論，為輿論的引導提供一些基礎的數據，這是二者之間的關系。
最后，唐緒軍對輿論研究提出三點希望，與君共勉：
第一，采集數據盡可能完整準確。數據來源如果不準確，那么分析結果就是可疑的；
第二，分析方法要盡可能科學合理，要考慮到各種各樣的變化因素；
第三，呈現的結果盡可能客觀公正，堅持科學研究的結果，不人云亦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