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鐵男受賄3558萬元被判無期， 聞清良受賄2000余萬元被判死緩，陳同海受賄1.9億元被判死緩…… 周永康、徐才厚會被怎么判？
在2014年的最后一個月，3位備受媒體關注的貪腐官員等來了他們的判決。
12月9日，被媒體稱為“廣州最大貪官”的廣州市國營白云農工商聯合公司經理張新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法院認定其貪污2.84億余元；受賄金額高達6130萬元人民幣、4259萬港幣。
12月10日，河北廊坊中院對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受賄一案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劉鐵男無期徒刑。法院認定其受賄金額為3558萬余元。
12月24日，備受關注的新余市人大原主任周建華受賄案二審宣判，一審被判死緩的周建華被改判為無期徒刑。二審法院認定其受賄人民幣1006.3114萬元、美元1.2萬元、港幣15萬元、金條3根（每根重50克）以及價值人民幣23.58萬元的財物。認定的受賄數額比一審時少了17萬元。
不同的判決結果，引發的不僅僅是公眾的關注。
2014年12月25日，因受賄2000余萬元一審被判死緩的昆明鐵路局原局長聞清良案二審開庭。聞清良在庭上問道：“受賄3000多萬元的才判無期，為什么判我死刑？”
那么問題來了——官員貪多少該判死刑？法官量刑的尺度如何把握？在貪腐金額之外，是什么在影響量刑？
貪腐金額是量刑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在給出答案之前，先來普及一下我國的死刑制度以及有關貪腐罪行的刑罰規定。
死刑分為死刑立即執行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死緩制度是中國的獨創，兩年內若無新的犯罪，則自動轉為無期徒刑。
《刑法》第383條規定，貪污、受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現行刑法對貪腐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主要取決于涉案金額的大小。若單純按此標準，即10萬元以上，則以上4人的涉案金額都已達到了“情節特別嚴重”、“處死刑”的標準。很顯然，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這個17年前制定的貪腐犯罪定罪量刑金額標準，已不適用于今天，當下貪腐官員的涉案金額動輒達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
2014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刪去了對貪污受賄犯罪規定的具體數額，以“彈性區間”取代現行以“固定數額”為基礎的貪腐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草案原則規定數額較大或者情節較重、數額巨大或者情節嚴重、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情節特別嚴重三種情況，相應規定三檔刑罰，并對數額特別巨大，并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保留適用死刑。
《尚書·呂刑》中規定，“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其大意是說，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刑罰的適用其輕重程度各不相同。這種刑罰思想和制度，受到歷代統治者和思想家的普遍重視。
這一思想體現于貪腐的罪與罰上則是，不同的社會發展時期，相同的貪腐金額往往對應著不同的刑罰。
2010年之前：貪600萬元以上，多被判死緩
2013年之后：貪1000萬元以上，多被判無期
貪腐金額雖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但一定是量刑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梳理發現，2010年以前，相當部分省部級官員貪腐金額達到600萬以上被判處死緩，例如，2007年安徽省政協原副主席王昭耀受賄704萬余元被判死緩，2008年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受賄696萬余元被判死緩，2009年吉林省人大原副主任米鳳君受賄628萬余元被判死緩……2010年后，被判處死緩的官員受賄金額大多已經在1000萬元以上，例如，2011年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宋勇受賄1022萬余元被判死緩，2012年江西省政協原副主席宋晨光受賄1263萬元被判死緩……
2013年是一個轉折。
中央政治局原委員、重慶市委原書記薄熙來案在這一年宣判。薄熙來單獨及與其妻、其子共同受賄的金額共計2179萬元，被判處無期徒刑。而他并無自首、認罪及立功等從輕或減輕刑罰的情節。有評論認為，在中國慎用死刑的原則下，法院判薄熙來無期徒刑比判其死緩的國際影響或許更好一些。
同在這一年，受賄1223萬元的山東省原副省長黃勝以及受賄1919萬元的吉林省原常務副省長田學仁也均被判處無期徒刑。
再后來，2014年7月，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受賄1073萬余元被判處無期徒刑；2014年10月，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李達球受賄1095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相比之前受賄金額在1000萬左右被判死緩的官員，2013年后這些貪腐官員的刑罰明顯要輕許多。跟刑罰整體的輕刑化趨勢一致，對貪腐官員的判罰也體現了輕刑化趨勢。
再來看周建華案的改判。二審法院認為，庭審中周建華認罪態度不好，可以酌情從重處罰。鑒于周建華的受賄數額為1000萬余元；在審查期間，主動交代了組織未掌握的其收受付某等人共計900余萬元的受賄事實；本案贓款大部分被追繳；同時核減了其部分犯罪數額，可以酌情從輕處罰。綜合考慮周建華犯罪的具體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一審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量刑偏重。
二審法院的判決基本符合2013年后1000萬余元的貪腐金額對應無期徒刑的趨勢。至于一審法院做出的死緩判決，周建華個人則懷疑，是因為自己舉報蘇榮而遭到的“打擊報復”。
另一方面，限制、減少死刑的適用是當前死刑改革的方向，尤其強調對非暴力犯罪要嚴格限制、減少適用死刑。這其中當然包括對非暴力犯罪的貪腐官員嚴格限制、減少適用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