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德惠“６•３”火災爆炸，山東青島“１１•２２”輸油管道爆炸，江蘇昆山“８•２”粉塵爆炸……近期頻發的重特大安全事故，不斷為我國安全生產形勢敲響警鐘。面對新形勢新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對已施行了１２年的安全生產法進行修改。
８月３１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修改后的安全生產法，從加強預防、強化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加強隱患排查、完善監管、加大違法懲處力度等方面做了修改，涉及修改的條款達７０多條，旨在為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營造安全的生產環境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亮點一：彰顯“以人為本”理念
安全生產的終極目的是為了人。此次安全生產法修改進一步完善了制定這部法律的目的，把現行法律第３條“為了加強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防止和減少生產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促進經濟發展，制定本法。”修改為“為了加強安全生產工作，防止和減少生產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制定本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認為，修改前的安全生產法把促進經濟發展作為落腳點，經濟發展高于安全生產，這不符合以人為本的時代要求和安全生產法的基本要義。修改后的表述為“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就克服了這一問題。
常紀文說，修改增加了“安全生產工作應當以人為本”的規定，使立法理念得以提升，更加科學、更加人性。立法理念的改變，會對基本方針、主要制度、法律責任的提升和發展起重要的指導作用。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吉炳軒認為，這部法律的修改強化了以人為本、安全發展的理念，強化了生產必須更加重視人的生命的觀點，使法律的立意更加明確。把保護人的生命安全放在更為重要的位置，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也是立法的根本。
亮點二：對安全生產違法行為“亮紅燈”
違法成本低被認為是安全生產事故頻發的重要原因。２０１４年３月，安全生產法草案一審稿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收到了公眾提出的７０００多條意見，其中不少意見提出要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蔣巨峰認為，違法成本太低，不足以震懾企業主，是近期發生的安全生產重大事故的原因之一。要加大責任追究和處罰力度，使生產經營者不敢違規生產、非法開采，安全設施不到位就不開工、不生產。
修改后的安全生產法對生產經營單位、生產經營單位主要負責人、監管人員的行政責任等都加大了處罰力度。
針對發生安全生產事故的單位，新修法律規定，發生生產安全事故，對負有責任的生產經營單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擔相應的賠償等責任外，安全生產監管部門將按一般、較大、重大、特別重大四類事故等級處以罰款，其中發生特別重大事故的，處５００萬元以上１０００萬以下罰款；情節特別嚴重的，處１０００萬元以上２０００萬元以下罰款。
根據新修法律的規定，發生安全事故的生產經營單位主要責任人也將面臨更嚴格的處罰。在發生生產安全事故時，不立即組織搶救或在事故調查處理期間擅離職守或逃匿，除被降級、撤職外，還將被處其一年年收入６０％至１００％的罰款，構成犯罪的還將被追究刑責。此外，對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負有責任的，終身不得擔任本行業生產經營單位的主要負 責人。
新修法律還嚴格了監管人員的行政責任，安全生產監管部門和其他負有監管職責的部門工作人員在監督檢查中發現重大安全生產隱患，不依法及時處理的，給予降級或撤職處分。構成犯罪的，追究其刑責。
這些修改突破了現行法律的很多處罰規定。常紀文指出，法律的強制性在于其嚴厲性。我國的安全生產形勢之所以如此嚴峻，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本該嚴厲的法律責任不嚴厲。
亮點三：改變監管方式“出硬招”
安全生產問題之所以在一些地方很嚴重，監管部門監管不力是主要原因之一，而造成監管不力的主要原因是監管措施偏“軟”。
此次安全生產法的修改在賦予監管強制手段上有了突破：
一是擴大了負有安全生產監管職責部門的查封扣押權，此舉對及時解決違法問題、恢復秩序意義重大。
二是為了保證監管的實效性，修改后的法律提出了一些協同監管的具體措施，如對拒不執行停產停業、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關設施設備等決定的生產經營單位，負有安全生產監管職責的部門可采取通知有關單位停止供電、停止供應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直至決定得到執行。
常紀文認為，這些措施不僅有利于促進企業實行安全發展，也有利于地區經濟結構大調整。
在審議安全生產法草案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馬志武指出，實踐當中有很多這樣的事例：一些違法的企業都是躲在小街小巷里，靠安監部門很難發現，只有鄉、村居委會才搞得清楚哪個地方有違法企業。強化這一級的責任，才能第一時間發現、制止、報告，及時消除隱患。
為避免職責交叉和多頭管理，新修法律對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安全生產監管職責作了規定，明確了鄉鎮一級政府協助上級政府實施監督檢查的職責，同時規定了街道辦事處、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機關也應加強安全生產狀況的監督檢查。（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