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問世的照相機，1846年就從西方傳入了中國。國人最早認為是洋人的“奇技淫巧”避而遠之，就連慈禧太后都認為是巫術，能攝人魂魄，還是從法國回來的德齡女士，解開了慈禧心中的迷惑。自此，照相才逐漸被國人接受，隨之迷戀。在這百余年時間里，照相技術經歷了黑與白的演變，底板與數碼的飛躍。照相技術的演變，讓一部部老相機在留下一張張美好瞬間的同時，連同自己一道被塵封在了一段段精彩的記憶中……
□ 記者 周健 孫妙鴻 文/圖
近日，在漢濱區張灘鎮徐莊村76歲老人徐家寶家里，記者看到了他保管多年、已落滿灰塵的一部由上海市美術工廠生產的“向陽”牌老照相機，還有照相用的補光燈、裁片刀、沖洗藥水等。徐大爺說：“這是伴隨他一生的吃飯家當，也是他這一生最寶貴的財產。”
徐大爺祖籍湖北孝感，因祖上曾在明永樂年間在安康做武官，仕滿卸任后便定居在現石梯鎮九條溝村。徐大爺幼年時，因舅父在安康城區的一家石印館當學徒，他便經常跑到石印館去玩，見石印館兼做照相的生意，他就對照相機產生了好奇，經常央求照相師傅教他照相。就這樣，到了十六七歲時，徐家寶已經基本掌握了照相機的使用技術。
1956年底，已經在旬陽石印坊工作的舅父，見徐家寶酷愛攝影，便把他介紹給了旬陽唯一一家照相館的師傅許俊昇學習照相技術。“記得是在1957年正月十六，剛過完年，天上還下著大雪，我便乘船從安康到旬陽。由于雪非常大，現在坐汽車不要一個小時的路程，當時卻走了3天。”徐家寶說。“當時在照相館學習照相的還有兩個學徒。為了盡快學到技術，我除了跟許俊昇老師學習外，又購買了一些書籍學習，在很短的時間里，就掌握了定影、顯影和照片放大等技術，成了照相館里的骨干。”
1958年，合作化的熱潮襲遍全國，地處秦巴山區的小縣城旬陽也走上了“工商聯合、手工聯社”的運行模式，照相、打鐵、刻章、釘秤、理發、修表和煙酒銷售等五谷八雜的服務行業都被組織了起來，成立了宏偉公社。新亞照相館里的許俊昇、朱成釗、徐家寶、朱漢真和從事刻章、修表的師傅們一道被編入了宏偉公社下屬的工藝社，由工商聯領導。從此，他們便過上了吃大鍋飯的集體生活，每月發上一二十元的工資。在這種模式下，徐家寶和照相館里的同事們不僅承擔著旬陽各大機關單位的公務活動攝影，而且為縣城里的人們拍攝生活照、證件照。同時，他們每年還專門組織下鄉，輪回為山區學校的孩子們拍畢業照。在下鄉過程中，如果那家村民需要拍個全家福、證件照，他們也及時上門為之拍照。就這樣，在以后的幾年里，從縣城到羊山，從南區到北區，旬陽的溝溝岔岔、山山卯卯都留下了徐家寶的身影。他用鏡頭定格了旬陽的歷史，也見證了旬陽的發展。
回憶中，徐家寶老人告訴記者，在50多年的照相生涯中，他記憶深刻的有兩件事，一件是自己在照相期間，經常應公安局的邀請給執行死刑的犯人拍照。才開始時，年齡比較小，給犯人拍照離得又比較近，有時自己正在拍，警察就開了槍，一下子白的、紅的濺了一身，嚇得他趕緊離開，可接著還要給處決了的犯人繼續拍，時間長了，就把自己的膽量練大了。另一件事是在1959年，應安康軍分區和旬陽人武部的邀請，在旬陽境內收集整理老紅軍的事跡。他們先后用了一年多時間，挖掘出了很多紅軍烈士的資料，并拍攝了大量的照片資料，尤其是拍攝紅軍鎮紅軍老祖的墓地、走訪群眾等照片最為珍貴。回憶起這些，徐老爺子總有掩飾不住的喜悅。
談起使用過的照相機，徐家寶老人更是記憶猶新，仿佛就在昨天。他說，剛開始，他用的是一臺最為古老的德國相機。“那個照相機感光非常差，把膠片放進去后，讓拍照的人做好姿勢，打開感光口，需要一分鐘甚至幾分鐘膠片才能感光，在這段時間里，照相的人看起來簡直像一個木偶。”徐家寶笑著說：“當時用的膠片、相機、相紙等器材，安康都沒有，有的是在湖北老河口買的，有的還要到武漢、廣州、上海才能買到。1965年前后，我專程到上海想買一臺上海文化公司生產的大型膠片相機，可找遍了上海的攝影器材市場卻沒買到，后來，在廣州才買到這臺照相機。”
購買了新照相機后的徐家寶，工作熱情更為高漲了，可只用了一年多時間，“文革”就開始了，他因地主成分離開了自己心愛的照相館，回到張灘老家務農。直到改革開放后，徐家寶才回到工藝社，與原來的幾位照相師傅一道，又組建了工藝社照相館，直至1998年退休。而那部老照相機，也被飛速發展的照相技術淘汰而與他一起“退休”，成了閑置在家的老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