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云
種田吃飯，做活拿錢，欠賬還錢，本是天經地義的事。出力干活，該當多少工錢就是多少工錢，活干完了變卦了，扯皮拖欠，甚至千方百計昧工錢，這樣的情形早已不是什么新聞。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什么都在變化，向好里變，向規(guī)矩變，向法制變，向正常變，變得最差強人意的恐怕就是農民工工資了!
我們當然有理由說，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也一直在向好里變化，真正惡意拖欠的是少數(shù)，不是主流。事實也是這樣。改革開放激活中國城鄉(xiāng)巨大的建設市場，為農民兄弟走出黃土地，從種田郞變成工薪族，從吃飽肚子到家有盈余，提供了可能，這是好的一面。農民工的出現(xiàn)，意味著中國城鄉(xiāng)壁壘的打破，意味中國人口經濟結構的改變，也意味著國家整個發(fā)展方式的轉變。說農民兄弟洗腳上田進城，構成城市新的風景，是歷史潮流，是現(xiàn)代文明發(fā)展的必然，不是夸張之辭，是理性判斷。
正潮流中總會有逆潮流，損傷制度，危害正義。拖欠農民工工資是一個深刻的社會問題，折射出中國社會變遷中社會倫理、公平制度、政府底線保障、公益援助等方方面面的殘破與無奈。進城的農民兄弟普遍有一個感受，進城難，難在“融入城市”，“過客心理”在相當程度上消弱了農民兄弟“主人自信”的建立。到本世紀末，世界城市化率將達到70%到80%，而我國目前僅有30%左右，這當然是中國與世界同步發(fā)展的大問題。農民工工資，看似是一個小小的勞動保障問題，實則是決定城市化健康發(fā)展的正向命題。讓農民融入城市，并獲得必需的勞動保障，是現(xiàn)代化前提。
拖欠農民工工資難解決嗎？難。難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慣性，在相當長時段，仍在制度和情感層面，有意無意置農民利益于谷底，在高增長與農民工既得利益取舍天平上，農民往往被置之于“舍”。長期以來，舊的發(fā)展定勢使政府天生具有保項目、保投資、保招商、保工程的強烈意愿，而對農民工“討薪”動真功夫缺乏足夠的勇氣與動力。往往是，制度法律都有章可循，低效的協(xié)調卻是首選，利益博弈并不公正。其實公職部門自己也知道，沒有法制作矛作盾，勞資糾紛的化解往往是無奈的程序過程，這使得一切可能運用的手段都大打折扣，拖欠農民工工資因而成為一個時期的頑疾。
其實早在2006年，國務院就下發(fā)了解決農民工若干問題的通知，但各地實踐中執(zhí)行得不給力，地方政府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失語狀態(tài)，絕不是個案。國務院2006年通知措施明確，具有操作性，現(xiàn)在看來通知的落實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段缺乏現(xiàn)實土壤。
去年底中組部按中央要求下發(fā)的關于改革各地領導干部政績考核的通知，筆者以為對徹底解決農民工“討薪”是一個利好。特別是在后發(fā)達地區(qū)，“高增長”不再是唐僧的“緊箍咒”，也不是領導者調整利益唯一風向標，這使得從政者有可能冷靜地直面發(fā)展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從而樹立應有的科學態(tài)度，沉下身子解決好平衡發(fā)展、和諧發(fā)展、縮小利益差距等極端問題。就解決農民工討薪難題，從政者應當有更多積極的考量。
國務院2006年通知中，提出普遍建立農民工工資保障金制度，這一由業(yè)主或勞務公司暫交的保障資金，以國家法制的權威強制實施。這一保障金也成為建設業(yè)主、勞務企業(yè)進入建設市場的“市場準入”，是一道必要的“門檻”，這即是國家制度的要求，也與國際范例接軌。作為強制性、專戶性、監(jiān)管性、操作性于一體的農民工工資基金，是解決“討薪”難題的根本制度，若能到位，“討薪”便有了法理操作之便。當然，僅有此也是不夠的，勞動、公安、工會、婦聯(lián)、司法等部門，也應更加理直氣壯地為進入城市的農民工提供得當服務、應時援助，并作為工作考核。比如對農民工進行維權培訓、建立農民工工會組織、保護女性農民工權益、勞動保護措施落實、農民務工合同監(jiān)管、提供公益法律援助、活化城市戶籍制度、促進農民進城文化養(yǎng)成等等，在大力維護國家制度的層面各方協(xié)調一致，及時發(fā)聲出拳，農民工“討薪難”將不再難。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的中國，將以深化改革，加力創(chuàng)新，革除過去不適應現(xiàn)代化事業(yè)長足發(fā)展的姿態(tài)給國人帶來新的感動與期待。農民工兄弟也會真正站在主人的位置，以自己的誠實勞動贏得應有權益，這就是今天和明天的事。
